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核心機制，旨在通過市場化手段將生態系統提供的物質產品、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轉化為經濟價值。近年來，我國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開展多領域試點，形成了一批創新模式，但實踐過程中仍面臨系統性瓶頸。本文聚焦產權困局、核算迷思、市場梗阻、治理斷層四大關鍵矛盾，揭示制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深層矛盾。
一、產權困局：權屬模糊與權益分割障礙
產權明晰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基礎前提，但現實中面臨多重困境。一是公共資源權屬模糊。生態系統的流動性特征與傳統產權制度的靜態屬性存在根本沖突，空氣、水流等流動性資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導致權責主體難以界定，現行法律框架對流動性資源用益物權的界定缺失，造成保護投入與受益主體的空間錯位，如跨省流域上游保護投入由下游無償受益，“公地悲劇”持續發生。二是集體資源流轉受限。集體所有的自然資源面臨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困境，經營權抵押的法律效力不明確，收益分配機制缺乏理論支撐，個人權益保障與規模經營需求矛盾激化，導致個體權益保障要求權屬穩定而價值實現需要產權讓渡的“產權流動悖論”。三是權益空間分割困難。同一生態空間的多重服務功能具有不可分割性，但不同功能的開發權益需要差異化配置。現行產權登記制度未建立立體分層確權模型，導致地表、地上、地下資源權益邊界模糊。產權束分割缺乏法理依據，無法適應復合型生態產品的權益配置需求。
二、核算迷思：標準缺失與價值量化困境
科學量化生態產品價值是市場交易的技術基石，但當前生態產品價值核算體系存在嚴重碎片化現象。首先，核算標準不統一是導致核算體系碎片化的核心因素。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在核算范圍、方法和指標體系方面均缺乏統一標準，不同地區依據自身特點和需求確定核算范圍，導致核算結果難以橫向比較；功能量核算方法和價值量定價方法多樣，導致核算結果差異大；指標選取和權重設置也存在差異性，影響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準確性和可比性。其次，動態監測能力不足是制約核算體系有效性的關鍵因素。生態系統服務具有顯著的時空動態性，而傳統的靜態核算方法卻難以捕捉生態參數的連續變異性，這使得生物多樣性等隱性價值的實時量化變得尤為困難，影響生態產品價值評估的準確性。此外，氣象、土壤、遙感等多源數據未建立實時聯通機制，削弱了核算結果的時效性和可信度，影響核算結果的全面性，導致結果難以反映生態系統的真實狀況。最后，價值結構的認知偏差是影響核算體系科學性的重要因素。現行核算中水源涵養、氣候調節等調節服務價值常占價值核算總量的70%以上，過度放大生態系統固有功能價值，品質提升與品牌溢價形成的價值增值部分未被有效量化，導致核算結果與市場需求脫節。
三、市場梗阻：交易壁壘與金融工具滯后
生態產品價值轉化亟需健全的市場體系和金融工具支撐，但現實存在三重障礙。一是交易平臺碎片化，主要根源在于生態產品的公共物品特性與傳統商品交易機制存在根本性矛盾，現有碳匯、水權等交易平臺存在地域分割、規則不一、信息不對稱問題，抑制市場流動性，多地林業碳匯項目因開發成本高、審定周期長、市場需求不穩定而難以持續運營。二是金融工具創新滯后，傳統信貸模式難以適應生態產品的非標準性、長周期、高風險特征，缺乏針對生態資產的標準化評估和抵質押體系，綠色信貸、生態債券等工具應用有限；生態產品價值形成長周期（10-30年）與資本回報短期化（3-5年）的期限錯配，導致長期生態投資面臨貼現率困境、短期資本偏好套利性交易等；災害、病蟲害等自然風險缺乏精算模型導致風險定價缺失。三是市場主體培育不足，深層次矛盾在于供給端碎片化與需求端抑制形成雙向約束，表現為生態產品供給分散，小農戶、小林地等小規模生態單元難以形成可交易資產包；消費者對生態產品溢價接受度遠低于實際生態成本，公眾生態付費意識不足、企業綠色采購動力弱形成需求抑制；專業化的生態產品運營商、評估機構數量不足加劇產業鏈斷裂。
四、治理斷層：制度缺位與協同機制失效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強有力的制度支撐和跨域協調，但現實存在明顯短板。一是法律與政策保障不足，國家層面缺乏專門立法，地方試點面臨合法性挑戰。生態產品用益物權未被納入《民法典》物權編，碳匯權、景觀權等新型權益缺乏法理依據。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內容的規定仍不完善，補償主體、標準及程序的非規范化，導致跨區域補償陷入成本分擔與效益共享的博弈困局。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結果的法律效力未明確，既無法作為生態損害賠償、生態補償、生態價值考核的計量基準，使核算結果陷入“技術可行、制度無用”的實踐困境。二是跨區域協同機制缺位，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流動性特征與行政區劃的剛性邊界形成結構性沖突，屬地化管理模式催生行政壁壘效應，跨域生態產品因缺乏超行政區決策機構，導致流域治理、大氣聯防等領域陷入“集體行動困境”。三是考核激勵機制不完善，傳統GDP導向的政績觀尚未根本轉變，生態產品價值未被納入國民經濟核算框架，具體實施中仍存在“重經濟指標、輕生態價值”的路徑依賴。考核結果與資源分配、晉升評優等掛鉤的機制不夠完善，使得考核結果對被考核對象的激勵作用有限。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轉化的核心路徑。本文聚焦剖析的產權困局、核算迷思、市場梗阻、治理斷層四大關鍵矛盾，相互交織、彼此強化，共同構成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深層障礙。唯有系統突破，方能真正暢通生態價值轉化通道，充分釋放生態紅利，為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強勁支撐。
參考文獻：
[1]任林靜,毛嘉寧,宋悅,等.全過程視角下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邏輯與困境[J].林業經濟問題,2025,45(03):263-274.
[2]王喜峰,姜承昊.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進機制的關鍵問題和政策路徑[J].價格理論與實踐,2024,(07):66-71.
[3]耿海清.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若干關鍵問題探析[J].環境保護, 2023, 51(22): 35-37.
[4]杜雪蓮,常濱麗,彭偉輝.中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問題及建議[J].價格月刊,2023,(10):21-29.
[5]孫博文.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五難”問題及優化路徑[J].天津社會科學,2023,(04):87-97.
[6]高曉龍,張英魁,馬東春,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關鍵問題解決路徑[J].生態學報,2022,42(20):8184-8192.
[7]孫博文,彭緒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關鍵問題及制度保障體系[J].生態經濟,2021,37(06):13-19.
